粗眼看日-6

铃木是我到日本后交的第一位纯日本朋友。这里对“纯”作一点说明:“纯”指的是对方从来没有接触过中国人。有些到过中国,或者去过台湾,或者交过华人朋友,或者讨了中国老婆,或者泡过有中国女人服务的夜店,等等,这些都不算纯。我们的官员学者等一些人物到日本后,带回来的考察研究报告等等告诉我的日本和我接触纯日本人下来的感受是不一样的。

我和铃木刚有些熟时他问过我很天真的问题:“邀伞(对我的亲切称呼),中国有蛋糕吗?”他指着货架里色香形各异的蛋糕,口吻很真诚。

问题虽然很天真,但就我个人的口味爱好,上海的蛋糕就是现在依然比不上东京。这是现在,以前呢?我年轻时的60年代困难时期呢?中国有蛋糕吗?我生活的大上海回忆起来还真没有!不要说蛋糕,就是一般的糕饼还是稀缺货,有钱还买不到。还需要另外限量给每家每户的可怜的一点糕点票。那时商店的食品柜台里经常对饥饿的顾客唱空城计。要感谢改革开放的今天,使我听到这样的问题感到他的天真。

“邀伞,上海马路上的自行车真的很多吗?”他的口吻是探究的。

三十年后的上海,壮观的自行车流已经消失,替代的是拥堵的汽车流,拥堵完全超过了东京。

和铃木又比较熟时,就会问:“邀伞,社会主义真的很穷吗?”口吻是疑惑的。

“其实我也很穷的!”他转而无奈地叹口气,接着说,“不过我很干八路的!”(干八路:日语谐音,意为努力拼命)他捏紧拳头举了举,好像要将贫穷捏碎。

又后来很熟时他邀请我去他家。家就在附近,是所谓的都营房,也就是东京都(都,相当于国内的直辖市,但行政权比直辖市行政权要独立且大)政府经营的廉租房。房子很好,楼宇漂亮,大厅宽敞,一排排住户信箱都标明现住户的姓名,他指指二楼一排自己所在的位子说这就是我家信箱。他家三室一厅,进到里面才知道他是真穷,我去的时候是关了店门下班和他一起去的。他是4个孩子的爸爸,我们到家已经很晚,三个大一些的孩子都睡着了,最小的一个还在母亲怀里吃奶,太太只朝我点点头算是招呼就将榻榻米的房门拉起,让我和铃木两个人在厅里。厅里最显眼的是堆满了缝纫的料子,我才知道铃木还在家里做一份缝纫的工作。他告诉我,一份工作是无论如何养活不了六口之家的,他必须“干八路”。

他告诉我,他和她结婚时她带过来两个孩子,当时虽然也干八路,因为只打一份工没觉得什么累。现在要打两份工,每天只睡两三个小时觉得非常“刺嘎来”(累)。

我调侃他,我说你何止打两份工,睡觉还要干八路她,二十四小时都在干八路,给谁谁都要吃不消“刺嘎来”!

他听完哈哈笑,指了指自己的脑袋说,“邀伞阿搭码熠熠!”(阿搭码:脑袋。熠熠:好)

和日本人闲聊,无论男女,你能将黄段子表述得含而不露,婉约而不猥琐,他(她)们都不会脸露不悦以表示自己的情操高尚或者道貌岸然,反而哈哈大笑,或者抿嘴而笑,在对性的关系和话题上要比我们自然的多。

铃木的妻子比他大12岁,显得苍老憔悴,要不是抱孩子喂奶我还真以为是他的妈。他对她很好,在我面前夸她也很干八路,说她几乎二十四小时都在干八路,不过是真的干八路,不是和自己干八路,说完就笑了,笑完了又说,她比我妈还要好。

他不是东京本地人,成人后,父母就离婚了,母亲搬出去住了,他就一个人上了东京找工作。在一起的工作中认识了她,知道她有两个孩子,她很照顾他,比母亲照顾得周详,于是就走到了一起。

铃木虽比我矮小,但结实有劲,浓眉毛,浓密的连茬胡子刮得皮肤泛着青光,很男性的样子。我就觉得奇怪找老婆如何找回来了一个“妈”。后来才渐渐了解到整个日本社会对找“妈”做老婆一点都不奇怪。田中角荣的老婆比他大九岁这是世人都知道的事情。在日本国内男明星找大十几岁的老婆不是一件什么奇怪的事情。日本男性在外打拼大男子主义,回到家里却会表现出一种小男人的恋母情结。而大年龄女性或者有过婚史的女性对比自己小的男性更易于照顾更富有母性的温柔,据说性生活也更容易和谐呢。

想想不无道理,国内流行小三,小二十三十的都有,李敖大师说他七十是只能看不能玩,上海的俚语有男人六十女人脚直。以此推之或许房内和谐的真是人家哩。

不知铃木是不是感觉到了我的奇怪,他指着结婚拍的照片给我看,说那时的她真得非常漂亮。我真的觉得他没有瞎夸奖自己的老婆,同时我也挺惊讶日本的化妆技术,照片上的她看上去年龄是和他非常般配和谐,我才知道年龄不是问题,化妆打扮才是问题,这是别样的话题,在此就不说了。

由于收入低铃木家庭很快就申请到了东京都的廉租房。这是一种专门照顾低收入的便宜房子。房租虽然便宜,房子却很好,无论样式结构甚至地段一点不比其他的大楼差。申请这种房子很方便,一年两次,春季和秋季,你只要到所在的区役所(区政府)去拿申请表格,回到家自己填好再交到区役所,就可以等候去摇号。申请表格人人可以自由地去拿,但是表格中必须填写的是你们一家的年收入和纳税证明。这是唯一决定是否有资格去摇号的评判标准。

铃木告诉我他很幸运,一下就摇中了号,搬到很方便又挺好的现在的房子里。

如果他不告诉我这些,就凭他住在东京三室一厅的楼房里我会认为他是非常有钱的日本人。好比现在上海市区里地段好交通方便房子宽敞的大楼里住着的人一样,买得起自然有钱,租得起也自然有钱,至于这些个市区里的好地段又漂亮的大楼房子成为造福于穷人住的廉租房,那真成为蛤蟆梦里的天鹅肉了。

现在似乎要追梦,希望三十年后,就像蛋糕和汽车,比一比差不离,当穷比穷差不多的时候,恐怕那时的铃木就会问:“邀伞,中国真的很富吗?”

自然这些都是我现在的瞎想白想,目前的中国炫富都来不及,谁他妈的神经病会去比穷?

后来我自己也幸运地住进了政府提供的廉租房,不是在东京,而是在我大学进修的附近的城市。后来我也才知道,这种提供给穷人的住房真的公平公正公开,只要你纳税和低于规定的年收入就有资格去摇号,不管你是什么人,一次没摇上号,下次再申请可继续参加摇号。而入住者必须每年提供纳税和年收入证明,一旦收入超过居住的标准要求,政府也不赶你走,只不过它提高房租。房租略微高于或持平同地区的一般房租,这样住户就自然考虑搬走。我最终决定搬走也是年收入超过了标准,要涨我的房租才有些依依不舍地离开了政府房。

我搬离东京去大学进修,几年后又回到东京上班。一次特意去莲根找我刚来日本打工时的小超市,也想会会好久不见的铃木,不知他还好吗。

到了熟悉的莲根,已经找不到超市,物是人非,原址已经变成了一家办公的公司。有些失落的我寻着熟悉又陌生的街道顺步走到铃木家的大楼。大楼依然巍峨漂亮地矗立在原处,大楼大厅里一排排的信箱上有着住家人的姓名。我看了看原来铃木家的牌号名字已经换成了他人,我就知道铃木一家已经搬走不在这儿了。

我不知道他是不是和我一样,因为干八路提升了年收入另择高枝搬走了呢还是有其他原因?

其他原因的概率极小,干八路的可能性极大。

“我是很干八路的!”

我呆在那里几秒钟,我想起了当年铃木充满自信的话,旋即依依而惆怅地离开了大楼和莲根。

铭曰:
往往富攀富
试试穷比穷
感叹干八路
鲤鱼跳成龙

船不过桥 20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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